否则，如留置由党委书记审批并负责，司法审查在法理上难以成立，在实践中则难以实施。

这个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对于监察委员会移送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力，是符合刑事司法规律的。三、职务犯罪监察案件的审查起诉程序 （一）对监察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力归属 《监察法》草案第18条规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作为定案的根据是指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作出是否移送起诉、是否起诉等决定和判决、裁定的依据。[7]在当下司法改革进程中，获得律师帮助权得到了决策者的充分重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相继出台，通过制度的建设完善来不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律帮助权、辩护权的有效行使。[4] 参见王春业：《论法治视野下监察委员会体制的构建》，《江海学刊》2017年第5期。中国的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权并不依附于侦查权，而是公诉权所派生出来的应有权力。例如，如何在调查程序中有效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如何建立完善调查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衔接机制，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权如何运用，监察证据如何在司法程序有效使用，等等。

侦、检双方关系的设置并非是随意的，它要反映诉讼规律的基本要求。为此，应明确规定监察机关调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义务。因此，一旦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受到保护，我们就希望能尽我们所愿自由地行使这一权利。

各邦宪法和立法若与联邦最高法律抵触，各邦法官应受最高法律约束。〔[72]〕从文本来看，Miller案是一个适用范围异常狭窄的判例，它并没有正面解释第二修正案的含义和范围，判词用语也有歧义矛盾之处，仅仅只是针对自身案件事实的判决。〔[12]〕此外，我也试图证明对第二修正案的正确解读将会为双方提供一块均可书写的法学画板。正如前文所述，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和双方律师都应当把对第二修正案的解释视为由学说推进的规则化过程。

关于考克斯的生平及其关于第二修正案的学说，可参见Stephen P. Halbrook，David B. Kopel，Tench Coxe and the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1787－1823，7 William ＆ Mary Bill of Rights Journal 347（1999）. 〔[152]〕 Tench Coxe，Remarks on the First Part of the Amendments to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cited in Id.，p. 367. 〔[153]〕 Noah Webster，An Examination into the Leading Principles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Philadelphia，17 October 1787，cited in Jacob G. Hornberger，Richard Ebeling，ed.，The Tyranny of Gun Control，Future of Freedom Foundation，1997，p. 14. 〔[154]〕 See Neil H. Cogan，ed.，The Complete Bill of Rights：The Drafts，Debates，Sources，and Origi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 169－170. 例如，麦迪逊的第二修正案草案：不得干涉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一个有着良好武装、良好组织的民兵是我们国家（country）自由的最好保障，但是不得强迫因为宗教原因不愿意持有武器的人进入民兵服役。对政府权威的肆意反抗或叛乱绝无可能受到第二修正案的保护，对这些行为的合法化就是在为宪法自身掘墓。

〔[28]〕法院多数意见判决书由著名保守派大法官、宪法原意主义解释方法的旗手安东宁·斯卡利亚撰写。他宁可让马塞诸塞的公民解除武装，也不要他们听从联邦的指挥，使他们服从于联邦议会，这会被视为一种专制制度。正如同有限政府并不必然是有效政府，平义规则也并不必然就是限权的规则。此外，宪法也明确赋予联邦国会镇压叛乱的权力。

〔[84]〕从反向视角来看，如果想要把第二修正案个人权利化，则必须突出作为修正案文本的后款，贬低甚至剔除可能更反映制宪原意的前款——所谓的序言性条款。这一案件的实质争议是，事实上具有禁止效果的枪支管控措施是否符合宪法第二修正案？ 在最高法院判决前的几个月，马克·图什内特就指出，不论法院最终作出何种判决，围绕第二修正案的宪法争议仍将继续。此外，这种替代性观点将比目前任何极端性观点更好地与宪法框架保持和谐共处的关系。〔[51]〕由此，第二修正案并不适用于Heller案所涉争议似乎才是更符合形式逻辑的结论。

上诉人认为，McDonald案给了最高法院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以纠正最高法院在屠宰场案中建立的关于特权与豁免权的理论，这一理论几乎架空了联邦宪法中的特权与豁免权条款。但每邦应随时保留一支管理良好、遵守纪律、武器装备足够的民兵，在公共武库保存一定数量的军需、帐篷，数量适当的武器弹药，营房器材，随时听候调用。

他说，制宪者关于第二修正案的争论都集中在民兵问题上，相反却没有对第二修正案的范围和目的发生争议的事实本身就已经表明，以民兵为中心的解释才是制宪者的真实原意。2．宪法语境中的民兵 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有组织的民兵真的能够防止暴政吗？也就是说，有组织的民兵能够成为针对制宪者所认为的暴政的最终防卫手段吗？言简意赅的回答应该是不能。

例如，正像当时著名的反联邦党人坦奇·考克斯〔[151]〕在《联邦宪法修正案第一部分评注》中所认为的，不对人民负责的统治者可能企图实行暴政，偶尔为了保卫祖国而组织起来的军队也可能滥用权力伤害同胞，因此，本条款确认人民持有和携带他们自己的武器的权利。〔[76]〕 另外，斯卡利亚和斯蒂文森都很详细地论述了修正案中某些特定语词的含义。〔[55]〕 （二）Miller案：一个先例？ 在那个学者们认为最高法院的宪法实践主要是解释自己的先例的时代，Heller案却为法院提供了创造一个全新判例法的独一无二的机会。〔[199]〕因此，温克勒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各州宪法实践为检验合理规制提供了丰富基础。我以为，古人无此意图乃是因为解决他们所认定的问题并不需要如此进行分析。〔[65]〕 与此相对，斯蒂文森则认为是他的异议意见，而不是法院的多数意见才是对Miller案的恰当遵循。

另一位十分著名的法学家西奥多·塞奇维克（他的祖父西奥多·塞奇维克是《权利法案》的制定者之一）也在其著作中对宪法序言的作用作出了经典论述： 曾几何时，在英格兰和本国（指美国——作者注），制定法律时在条文前面加上前言、序言或者开场白用以表明立法的原因和动机是一种共同的实践。序言内容实际上表明制宪者普遍认为由《邦联条例》创建的政府形式内部并无任何正义可言（请注意，宪法序言在语言上用的是树立正义（establish justice），而不是促进或保持正义之类的词语）。

如果某人致力于研习有关第二修正案，或者更广泛地说，持枪权的历史文献，那么，从表面上来看，他很可能为任何可欲的解释找到正当化论据。〔[71]〕如果仔细辨析这段话的语言，我们会发现，即便不感觉逻辑混乱，也会觉得难以理解。

〔[38]〕如此一来，序言性条款并不构成对实施性条款的限制，则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当然是一种应受宪法保护的个人权利。显然，如果联邦国会有权力征召、组织、武装并以纪律约束州民兵，那么民兵就不可能成为自由的守护神。

他认为，第二修正案仅禁止联邦国会为了防止人民参与民兵而解除其武装（这种解读似乎暗示联邦国会可以为了其他目的解除人民武装）。大法官斯蒂文森、布雷耶、金斯伯格和索托马约尔则分别发表了异议意见。因此，从第二修正案所规定的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中没有也不可能推导出一种武装反抗合法政府的权利。然而，我们也再一次发现历史文献的不一致。

现在若采取过于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或许反倒会使得普通民众在面对枪支暴力时处于更加束手无策的境地，〔[54]〕基于此，理性的控枪派也大多反对极端的管制措施，但同样出于社会治安的缘故也要求合理的枪支管制。〔[186]〕无论如何，这一权利必须受到保护，以便公民保有一种使用武器对抗暴政以保卫自身和他们的自由的能力。

第二修正案的主旨乃是为了确立民兵权力和州权。〔[130]〕 同上注，第79页。

在这些明确、合理的指导原则当中，适合美国宪法解释实践的有：1.制定宪法用以克服的弊端和缺陷。本文在这里的分析也不假定应当运用制宪者的解释方法来解释和理解宪法文本。

简言之，我认为，出于各种目的，宪法第二修正案事实上保障一种持有和使用武器的个人权利，同时，这种权利与兵役毫无关系。参见东来、江振春：从‘持枪权看美国宪法的解释，载《读书》2009年第8期。〔[10]〕也就是说，在履行裁判职能时，法院还必须以符合其根本责任——维系宪法建立的联邦——的方式行事。最重要的是，在严格审查标准之下，政府将承担证明责任，法律则推定人民享有自由。

同理，保障一种反抗暴政的权利也显然不在Heller案的适用范围之内。但当我们抛开具体文本语句的束缚，从另一种分析模式和问题意识的角度重新审视Miller案，或许会发现它的先例意义在另一个维度是成立的。

〔[64]〕通过这些论据，斯卡利亚认为，如果最高法院真的认为第二修正案只是保护一种与民兵服役有关的持枪权，那么法院就不会费舌讨论武器的性质，相反，则会直截了当地说两人都不是民兵。他在异议中指出，诸如减少暴力犯罪等合法的政府利益可以成为政府有权管制持有和使用枪支的一个替代性理由。

议会的立法与诸如《大宪章》、《权利法案》这样的古典文献分享着同样的尊荣，议会本身才是最高权威所在，可以根据自身意愿修改任何法律。那么，他们是如何从同一个判例中发掘出不同观点的呢？博格斯认为，斯卡利亚在判决中两次提到了起义论，但都缺乏权威性论证。